至于诸侯王们，刘启和晁错确实也干出了以罪削赵王、胶西王郡县之事，但主要是时机正好，因罪而削，并没有将朝政的重点放在削藩之上。

那么，既然景帝的开局是如此谨慎，为什么到了景帝二年，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刘启尚且没有真正准备好削藩的时候，他和晁错却偏要“请诸侯之罪”，

“更令三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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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给出了“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这样堪称暴躁的论断呢？

——很简单，吴王刘濞多年来贿赂朝臣以遮掩自己国内谋反行径的大事，突然地，让双方都措手不及地暴露了。

晁错就任御史大夫之后，利用自己的职权开始调查吴相袁盎受贿一事。本意其实一是为了解决旧怨，二是为了打压外戚儒吏势力。结果万万没想到，这一查，查出了吴王打算造反，贿赂朝中大臣替他遮掩这样的惊天阴谋。

于是刘启和晁错两人不得不立即停止朝政改革，转而将全部重心挪向削藩。

明代的张燧曾批判景帝君臣的贸然削藩：觉得“亟削则必反，缓削则可以不反”，认为刘濞都已经老了，再缓几年说不定他人都死了，何必那么早削藩，逼得吴王造反呢？

额……对此我只能说，真不愧是明朝文人啊，他是懂得什么叫做以今度古的，他这哪里批判的是刘启和晁错啊，他这明明骂的是建文啊！

实际上，当袁盎受贿案一爆发出来，汉吴两方必然都会受到强烈的刺激，吴国造不造反的主动权也就已经不在刘启的手中，两方的矛盾也确实已经达到了不管削不削藩，刘濞一定会造反的地步。

因为吴王多年以来收买朝臣所得到的影响力，竟然已经达到了“汉廷臣方议削吴”，吴王自己就已经知道了的地步。更有甚者，在刘启打算削藩的时候，反对最大声的前吴相窦婴——他甚至还是刘启母族出身的外戚！

都这种影响力了，你说刘濞造反不是自己想的，说刘启不削他就不会造反？

别太荒谬。】

刘濞……

刘恒的神色随着天幕的诉说，一步步地沉重了下去，在听到吴王收买朝臣所获得的影响力之后，反倒笑了起来。

但这笑的底下，实际上隐藏的是锋利的，接近于杀意的怒气。

他早就知道吴王心底肯定有点那样的小心思，但他没想到他的准备已经如此的丰富了。

……不急，在刘恒不变的微笑之下，是冷淡的思考。

总有一天会送他上路的，不急。

【我们现在回头去看吴国的反心和造反实力，在文帝时便“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与平贾。岁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佗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讼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馀年，以故能使其众”，感觉早就已经昭然若揭，所以很难理解为什么汉室不早多加警惕。

但那是因为记载这件事情的司马迁自己，都已经生活在了七国之乱之后，他所记录的时候，本身就用在用一种后世的眼光去按照时间线的逻辑排列事实。

实际上，在文景两朝的当事人眼中，吴王的谋反之心遮掩得还算巧妙：贾谊的《治安策》中，尚且将吴楚齐赵并列，并没有觉得要单独特别防备吴国。汉朝廷除了吴国表面上没办法遮掩的招揽亡命之徒、煮盐、铸钱、无赋以外，压根不知道吴国的虚实。

你当然也会问了，这几条下来，是个人

() 难道不都该知道吴国到底有多有钱吗？逻辑推理难道推不出来它有多强大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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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概就叫做，被贫穷限制了自己的想象力吧。】

汉初：……倒也，不至于吧……他们多少还是知道，没有钱粮的话，这仗肯定是打不起来的……

一群对于实际上的经济货币政策真的没有多少具体概念的布衣将相们面面相觑。

【所以，在景帝君臣确定了必须削藩这一具体方针的同时，他们在低估了吴国的国力与其他地方藩王因削藩对中央的怨念，高估了自己对朝堂的掌控能力，这种过于乐观的揣测下干出了和后世建文帝隔了几千年差不多下饭的操作。

——先削势力较弱的楚国，断其助力，再削势力较强的吴国，逼其反叛。

……只能问一问建文啊，刘启这种手腕的皇帝，都险些翻车的前车之鉴就放在这呢，你们君臣难道史书都不读的吗？

哦，你们可能看不起刘启啊，那没事了，看不清自己真的挺活该的。

甚至虽然和建文的思路差不多，刘启也比他高一个段位：建文帝除去周王试图削弱朱棣的势力，可朱棣本身的势力完全没办法被周王所影响。而吴楚地盘相连，可以相为呼应，这才叫做真的断其羽翼。

但在这里辩论刘启当时削藩思路的合理性与否也没什么意义，反正无论如何，七国之乱还是在吴王刘濞带头的情况下，轰轰烈烈地爆发了。

而他们所该面对的第一道的屏障，便是刘启同父同母的亲弟弟，对汉室，刘启的统治此刻真正忠贞不二的梁王，刘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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