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

2000年代，此内容更是被研究者认为是古代“货币战争”的一种形式，即通过提高物价水平，拖垮敌国的经济。[4]

而类似的手段哪怕经过千年，却从来不过时。老祖宗们的摸索实践出来的‘套路’到现在还经久不息。】

经济战是敌对双方为夺取战略优势和战争胜利而进行的经济斗争。主要指战争期间各种形式的经济斗争，也包括和平时期的经济封锁和经济扰乱，通常分为两方面：一是削弱对方的经济基础，迟滞其经济发展，打击其经济补给；二是保护己方的经济，加速动员和发展本国经济，保障军队的物资供应。

古代战争中断敌人粮秣等各种作战物资的供应，就是经济战的一种方式。在近代和现代战争中，经济战更加受到重视。经济战运用得当的话，可以说能够对战争进程产生很大的影响。[5]

而我国古代的经济战，最为耳熟能详的那肯定是管仲了。可谓是经济战的经典，也是管仲最早验证了把握他国的经济命脉的可怕。

……

后辈说的他们不是不知道。包括管仲的一些事迹。

管子（管仲）的策略原来到千年以后还活跃吗？只是谁又是那个操控局势的‘管仲’呢。

对于经济战，对于管仲之术，没有一个熟读历史的帝王不警惕。嬴政、刘彻、李世民三人更是警觉异常。在他们的认知里，在经济战往往是强大者占据上风，这通常也是中原人对外族施展的好戏。

而可笑的是，明朝的经济是从内部瓦解的。简简单单这样一个制度政策，居然能影响一国之经济，到最后拖垮明朝都有他的一份！

实在不可思议。

也实在是难以置信。

他们第一反应是不相信的。哪怕身处不同时空，各朝发展过程里经历不同，差异也颇大，可他们却不约而同被明朝的未来敲响了警钟，以他们的能力不难敏锐察觉到其中危机！

但是，却很难想象明末会是这般。可以说，他们是所有观众里受到的冲击最大的，可当他们抬头看着天幕时，对着后辈列出的数字却变得无言又沉默。

这个数字很难让人不沉默。纵使有再多疑问和质疑，可这些在这庞大的数字面前却显得那么渺小。

光就这么粗略看看，这数字就已经足够恐怖了。若是真的落实下来，这样庞大的财政负担，实际上它带来的影响恐怕比更大。

……

插入其中，介绍了明朝建国伊始带给后人的问题后，岁寒生回归正题，还是回到朱元璋的身上：

【朱元璋设立内阁后，长驻内阁大学士协助皇帝办公。他们是帮助皇帝处理信件，奏章，分析案情，代写文稿，一级把自己的意见上呈皇帝。

他们有宰相的工作量，但没有宰相的实权。大学士签注的意见皇帝会不会采纳，大学士并不知道。相比宰相们与皇帝之间，他们和皇帝之间距离显然更大。

而他们的意见要靠宦官来转达，这些奏章称为“

票拟”。

因为有这样的程序，这样一来，宦官就有干政的机会。

朱元璋严防宦官，但是他儿子朱棣没有。打破自家老爹设在宦官身上的禁制后，与此同时，朱棣也给后世帝王开了头。

因为他夺得皇位，得到了宦官的帮助，“以为忠於己，而狗儿辈复以军功得幸，即位後遂多所委任”。

他掌权以后，更是开始重用宦官，例如派遣郑和、侯显、王景弘等率船队七下西洋，宣扬国威。又设东厂特务机构，交由宦官主持，“令嬖暱者提督之”，“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6]

从永乐开始，许多朝臣为一己之权益，往往结纳宦官，来排除异己。宦官之气焰日益嚣张。

后来的几代皇帝也仗重官宦官处理政事的能力，与士大夫集团对抗，这也与第一、二次宦官时期，宦官只以亲近皇帝得以掌权又不一样。

第三次宦官时代，最终由司礼监太监王振揭开序幕。

1435年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司礼太监王振带着他游戏，控制锦衣卫，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毁去宫门所铸太祖禁内臣预政之铁碑，又劝英宗御驾亲征，最后发生了‘土木堡之变’。】

岁寒生在这里插入，介绍一下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之变是明朝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对明朝政局和北元诸部势力的消长均产生了重大且深远的影响。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剌大军南下攻掠明朝边境，首领也先亲率蒙古骑兵攻占大同，大同告急。

当时的明英宗好大喜功，在宦官王振的鼓动下亲征，在土木堡与也先部队交战。明朝军队指挥混乱，主动出击后又班师，受到蒙古军队夹击大败，王振被杀，明英宗被俘。

战争结束后，也先乘胜追击准备侵占北京。在景泰帝朱祁钰的支持下，时任兵部侍郎于谦采用坚壁清野的办法进行了北京保卫战，守护了困境中的明王朝。】

【从土木堡之后海西女真对明朝表现出明显的轻视、怠慢的姿态。明朝内部开始以边衅攻击对手，导致朝臣不敢言边事，此种情况亦被瓦剌间谍所利用攻击发现者和各边名将。

英宗南归后，景泰、天顺年间，明朝内部政治斗争愈演愈烈。

其中内阁未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既未阻止先期的王振擅权，在后期的北京保卫战和景泰、天顺的风云交替中也毫无建树，表现十分羸弱，于军国大事退避三舍。这段时期，内阁只能尴尬地任由宦官专政，或被皇帝轻视而任用于谦，倾心委政，以至朝臣不满，上书称于谦太过专权，请求六部大事须与内阁一同奏报施行，或是任由石亨、曹吉祥等奸佞决定摆布。

另一方面，明朝对蒙古的政策上也以此次事变为鉴，趋于保守。明朝精锐军队损失殆尽，在边防形势和军事制度的改变上

明朝当时的大臣里，其中于谦、范广、杨洪、石亨、石彪等人皆以敢战、机敏著名。这些后起之将，

除了少数善终者，一部分战死于土木堡，另一部分为英宗复辟后所杀。明朝军政便因为这土木堡之变出现了两次断层。

这是明朝中央军队第一次发生的一场失败战役。

开平近迁，则守卫益薄，虽置万全都指挥使司，不足以镇伏山后诸部，故再传而有土木之变。

由于英宗朱祁镇昏庸荒淫，宠信任用宦官王振，朝政混乱，民不聊生，暴露出明廷的腐败，人民反抗连年不断，对此瓦剌部了解得一清二楚，于是称兵犯边。】[7]

后人回望历史的时候，发现明朝腐败早在此就揭开了，提起土木堡之变及其之后一系列事情后，谁又不叹息一声。

为那些因为指挥不当，跟着明英宗送死的众明朝精锐叹息。

为曾经在北京保卫战立下赫赫战功、却又惨死在帝王手中的于谦叹息。

也为危难之时受命，削平惑乱，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功劳很大的景泰帝朱祁钰叹息。

朱祁钰死后被明英宗朱祁镇骂“不孝、不悌、不仁、不义，秽德彰闻，神人共愤”，并废其帝号，赐谥号为“戾”，称“郕戾王”。他更是仅有的一个没有被葬入帝王陵寝的明朝皇帝。就连庙号也是在他死后187年后，后人追封的‘代宗’。

岁寒生平复一下情绪后，又继续道：

【而在这之后，明宪宗时设西厂，由宦官统领，自此明朝宦官之权势无以复加。

而到明朝第十四任帝朱翊钧在位时，最后的三十年只在金銮殿亮过一次相。大学士数十年见不到皇帝，不能向皇帝面呈“票拟”，所有的“票拟”都要仰仗宦官转达，宦官的权力遂日形膨胀。

魏忠贤专权是明朝宦官为患最烈的时期。当时的皇帝是明熹宗朱由校，明朝第十五位皇帝外号‘木匠皇帝’。皇帝整天忙着木工，没时间批阅公文，这给了魏忠贤很好发辉的舞台，当时政府高级官员和士大夫阶层，公然争先向宦官卖身投靠，甚至建立生祠。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五月，国子监生陆万龄上书，称魏忠贤可与孔子相提并论，因为“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而忠贤诛东林”。

其后，魏忠贤生祠“几遍天下”，“每一祠之费，多者数十万，少者数万”，且“剥民财，侵公帑，伐树木无算”黄运泰造生祠迎塑像时，“五拜三稽首”，“率文武将吏列班阶下，拜稽首如初”。魏忠贤更严酷打压复社、东林党。】

【到第三次宦官时代结束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是明王朝的覆亡。明思宗的时代，宦官人数有十万人之众，虽然清除了阉党，但明朝内忧外患，积重难返，挽救不了明朝的江山。

同第二次宦官时代结束出现那样大清洗一般，这一回第三次宦官时代结束时同样。李自成在北京时“下令尽逐内监，无老幼贵贱，即以其杖驱之，皆号泣徒跣，破面流血而去”。

“（李自成军）尽驱内官出城，毋再入。凡数百人，各大棍逐之。初城守时，内官坐城上，士卒作白杨木棍，涂以朱，至是即以驱阉人，都人称快。”

第三次宦官时代始于1435年王振当权，终于1644年明朝覆亡前夕，历时209年。】[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