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他们吃完饭，让服务员收拾了桌面，几人拿出电脑，开始讨论选题的事。

柯泽今年大三，四人小组中他是年级最高的那个，是本专业的学生，大二的时候还去卡迪夫大学交流过一年。这样的简历摆在面前，自然而然成了小组组长。

他提了几个想法，每一个都很有意义，就是可执行度太低，具有突发性，新闻素材不可能为了顺应你的选题凭空出现。大家初来港城，虽然来之前做过功课，了解过港城人的生活习惯，但他们毕竟不是土生土长的港城人，要从港城的社会生活中挖掘有价值的新闻题材，还要具备可行性，确实有些困难。

讨论短暂地停滞了一段时间。大家各自盯着屏幕，收集资料。大概僵持了半小时，夏知予突然支支吾吾地开口：“那个我有个想法。”

学姐问她有什么想法，夏知予简单地梳理了自己整理好的资料，发在群里：“我记得，从80年代开始，内地与港城的来往就变得非常密切，但是这段关系，总是以非常宏大的叙事方式展现在大家面前。我觉得新闻还是要有三贴近原则，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港城其实有不少从内地移居过来的人，我们可以通过采访移居港城的普通群众，挖掘一段内地和港城之间的互助史。”

柯泽拢了拢眉头：“这个新闻素材也不好找吧。每次采访之前，都要问一句，你是移居过来的吗？到时候就一天时间，能搜集到多少素材？”

夏知予又在群里丢了个链接：“上环是华人的主要商贸区，有不少从内地移居过来的老板们。这里烟火气重，比其他地方更能抓到采访对象。”

大家点开她找的资料，看完后，柯泽没说话，反倒是他的室友搡了搡他的胳膊：“我觉得可以哎。而且我们之后不是要做数据新闻吗？干脆就做从80年代开始，港城的人口结构变化，分析人口结构变化产生的原因。这跟我们这个新闻作品是有联动的，到时候就不用另外找选题了。”

“是的，我就是这么考虑的。之后还要做数据新闻呢，这样一来，我们比别的组多了不少前期准备时间。”夏知予问柯泽：“你觉得这个可行吗？”

柯泽点点头：“可以，那就这样吧。”

回去的路上，柯泽没再聊选题的事，反而对夏知予的感情生活非常关注，有些问题还好回答，再往下聊，就让夏知予觉得不太舒服。

同样是女生，她学姐心思敏锐，发现夏知予的困扰后，主动把话题揽过过去，回到房间，生怕她心里不舒服，还安慰她：“别多想，可能是为了找话题拉近组员之间的距离，要呆三周呢，总不能太僵硬了。”

夏知予说‘好’，毕竟才第一天，也不能轻易给人下定论。

项目第一天没什么内容，无非就是带着学员参观卫视大楼、听讲座，临近一天收尾的时候，带队老师才把他们的选题收集上去，并且给他们明天一整天的时间，去街上寻找新闻素材。

柯泽把四人小组分成两队，一男一女，说是这样搭配安全一些。他和夏知予一队，两人在街上看着白板红字的招牌，打算先从名气大的老店开始采访。

事情发展并没有这么顺利。老板一看他们是学生，就知道他们此次采访只是应付学校里的作业，他考虑得很现实，这次拍摄没法给店铺带来实际的宣传效益，他为什么要花这个时间配合几个学生完成任务。

夏知予和柯泽话都没说几句，就被人打发走了。

虽然是意料之中的事，但第一次开口就碰钉子，实在是有些挫锐气。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中午。

中午的时候，夏知予和柯泽找了个茶餐厅吃午饭，中间抽空跟许京珩发消息，语气里夹杂着挫败，许京珩没发文字，直接一个语音通话打过来。

夏知予跟柯泽说了一声，捧着手机，蹲在路边跟他聊天。

许京珩安慰了她好一会儿，顺手给她转发了叶霄的微信名片：“他在港城两年多了，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我刚给他发消息，他说他加你。”

“不用麻烦他的。我没别的意思就是跟你抱怨一下嘛。”

“那就是想我的意思？我理解的对不对？”熟悉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

夏知予心情变好了许多：“你别往自己脸上贴金。我忙素材都来不及，根本没时间想你。”

两人通着电话，柯泽突然从身后拍了拍她：“继续找吗？”

夏知予捂着手机，冲他点头，然后回许京珩说：“我要继续忙啦。”

许京珩估计也挺忙的，他那儿时不时地传来机械键盘的声音，饶是这样，他也没有匆匆挂断电话，耐着性子跟她说：“想我的话呢，以后每天发照片给你报备行程。行不行，女朋友？”

夏知予怕柯泽久等，敷衍地回了一句：“行。我真的要忙了。”

“好。有什么事记得跟我说。”

电话才挂，许京珩就发来了一张照片。他没有自拍的习惯，只是拍了自己在创业园区的工作环境。手边有台没开机的台式电脑，黑色屏幕倒映出许京珩的脸，夏知予放大图片，还从屏幕那儿看到他纹了指甲印的纹身。

柯泽瞥了一眼，按奈不住好奇，问她：“你男朋友是不是叫许京珩？”

“你怎么知道？”夏知予扭头看他，没注意旁边的行人。

柯泽拉了她一把，让她走在里边，与此同时，嗤笑了一声：“初中一个学校的。”

“这么巧吗？怎么没听你提起过？”

柯泽讳莫如深地来了一句：“之前不太确定。如果真的是他，那我劝你慎重考虑吧。”

夏知予不明白他话里的意思，想要追问，柯泽却

拐进一家生鲜店，跟坐在门口织围巾的老板搭起了话。

老板原来是内地人，家里生活不富裕，小时候父母来港城打工，他跟着一块儿过来了。老板说自己没读过什么书，十八岁开始就在餐厅里打工，好在港城的条件比自己家乡好，努力工作了好几年，终于有本钱开起来生鲜店。他觉得这是港城对他的一种认可，没有因为他是外来的人而对他有所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