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谈话结束后，我下定决心离开心爱的NBA赛场。

我没有通知我的队友，没有和大多数朋友说，然后径直召开了发布会，宣布这一消息。

当时妻子黛娜回了印第安纳州，家里有点事，所以我没有和她一起参加发布会，我想她真的不想亲眼看到一切结束。

我记得新闻发布会后的那个晚上她给我打电话说，她说自己正在美容院做头发，电台里就播出了这个消息。

她说她泪流满面，这对我们俩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我们经历了所有的痛苦和汗水，现在突然间一切都结束了。

新闻发布会上有很多记者，尽管我们没有提前通知他们。

他们想知道我是如何度过前一天晚上准备宣布退役的。

我告诉他们，我独自坐在布鲁克莱恩的家里，看着过去的比赛录像，看着自己曾经的身影哭的不能自己。

好吧，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我骗他们的，我根本没哭。

我确实坐在家里，没有看录像，而是对自己说：「天哪，这一切真的结束了。我真的要离开这里了！」

然后我开始回想起我刚到这里的时候，我非常喜欢的这栋房子，我在这里愉快的度过了很多年。

然后我在脑海中回顾过去十几年里发生的一切，我很感激自己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同一个地方打球。

我曾经告诉人们，如果你没有为波士顿凯尔特人队效力，你就没有打过职业篮球。

当然我知道这是吹牛皮，凯尔特人和别的球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但我的感觉就是这样，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穿上另外一件球衣，如果这样，我会先退役。

我的一些朋友认为，很遗憾球迷们不知道哪一场是我的最后一场比赛，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说再见，但他们说了再见。

凯尔特人队为我举办了一个退役之夜，这是我经历过的最棒的事情之一。

这是戴夫·加维特的主意，起初我不想参加，凯尔特人队通常在半场休息时退役球衣。

但戴夫说，在这麽短的时间内完成仪式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会打乱比赛。

他的想法是出售拉里-伯德之夜的门票，并将所有收入捐给慈善机构。

他设想的是，让我身穿制服站在台上，在我整个职业生涯中对我很重要的各种人走上前来与我交谈。

他想从洛杉矶请魔术师詹森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因为在我们整个职业生涯中，我们俩的关系非常密切——密切到我没想到在我退役后短短两个月，他也退役了。

一旦我答应了举办「拉里-伯德之夜」，我就开始担心了，谁会来呢？没有比赛可看啊。

但消息一公布，门票在几分钟内就被抢购一空，每个人都对此感到非常兴奋。

波士顿市场部的马克-莱夫想出了一个点子：出售1033份由内曼和我签名的限量版莱罗伊-内曼画作，每份售价1033美元，所得款项也将捐给慈善机构（33这个数字是我的球衣号码）。

那晚的情景我永远不会忘记，有那麽多人专程前来为我加油。

我真的很感激他们的掌声。

鲍勃-科斯塔同意免费飞来波士顿担任主持人，魔术师一如既往的风度翩翩。

令我惊讶的是阿甘也在场边，他的出现在意料之外，他没有上台抢风头而是默默在台下鼓掌。

我母亲难得地现身波士顿观赛，我的儿子康纳当时还是个婴儿，他帮我把球衣举到了篮架上。

我们为33个不同的慈善机构筹集了超过100万美元的善款。

我们把钱捐给了很多机构，我们很难选择把钱捐给哪些机构，因为很多机构都值得捐助。

我记得当时，康纳很喜欢巴尼的节目，于是我提议把钱捐给播放这个节目的公共电视台。

我想给「丹尼尔-马尔上校男孩女孩俱乐部」捐款，因为我看到了他们所做的一切善事。

我想给镇上一个名为「罗西之家」的无家可归者收容所捐一辆新的面包车。

我还想给「新英格兰浸礼会医院」捐款，多年来，这家医院的员工一直在照顾我，等等。

人们总是问我，是否后悔经历所有这些痛苦，如果让我重新选择，知道我要经历的一切，我是否还会做一样的选择。

当我列举身体出现问题的所有事情时，听起来我在抱怨自己的伤痛，其实我不喜欢这样。

这就是为什麽你在我打球的时候没有听到我谈论这些，这是我最不想谈论的事情。

我想说的是：我们队的精神是克服一切困难去比赛，不惜一切代价去比赛，我们大多数人都做到了这一点。

比如凯文脚骨折的时候，我们知道伤势很严重，如果凯文决定不能继续比赛，我们也会尊重他的决定，也会理解他。

但事实是，凯文不会坐视不管，因为他知道那一年我们很有希望夺得总冠军，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

我相信麦克海尔肯定有些遗憾，1987年，我们在东部决赛输给了底特律活塞。

据我所知，这麽多年过去了，凯文的脚伤依然困扰着他，他走路有些一瘸一拐。

但你问他后悔吗？他一定不会。

我认为联盟现在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如果球员受伤了，他们就会选择休战，因为他们不想毁掉自己作为优秀球员的名声。

还有一种情况是，球员的合同快到期了，他们觉得自己能赚一大笔钱，所以如果可以不比赛，他们为什麽要比赛呢？

还有就是经纪人，这些年轻人让别人替他们做决定，这样并不好。

像马库斯-坎比这样的孩子，他很有天赋，但是他受过太多伤，这限制了他。

我很想告诉他，如果他能克服一些恼人的伤病，他可能会感觉更好。

我有一些发挥非常出色的比赛，但我的身体情况并不好，我的肌肉拉伤了，或者我生病了。

那天晚上上场的时候，觉得自己不可能更糟了，可是当我最终上场跑了一会儿，就会将这些统统忘记，投入到比赛中。

不过，后来当了教练，我试图理解的一件事是，每个人处理疼痛的方式都不一样。

有些人知道如何克服疼痛，有些人就不行，还有些人根本不会受伤。

我喜欢看到球员们忍着脚踝扭伤之类的伤痛比赛，不过，当伤势更加严重时，只有你自己才能决定你想把自己逼到什麽程度。

我的原则是，如果你觉得自己不能打，那就不打。如果你能打，那就上场打，但不要花太多时间去谈论它。除了你自己，没人知道你的疼痛阈值。

有时我会私下里对丹-德雷克抱怨说，「为什麽这家伙今晚不打？我们正需要他。」

但丹总会告诉我，「拉里，你的疼痛阈值高得令人难以置信。你不能指望其他人也有同样的疼痛阈值，因为他们没有。质疑人们愿意或能够把自己逼到什麽程度是不公平的。」

在处理执教的球员时，我试着记住这一点。

所以，这些痛苦都是值得的吗？当你环顾波士顿花园球场，看到那里有15000人，那麽每一分钟都是值得的。

我喜欢环顾四周，看到每个座位都坐满了，这是一种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特殊回忆。

但有些事我宁愿忘记，永不记起。

退休几年后，我和一个有背痛问题的朋友在波士顿，我打电话给丹-德雷克，问他是否可以看看。

丹的办公室搬到了一个新地方，但即使如此，我一走进那里，所有的痛苦回忆开始攻击我，我觉得恶心。

丹看着我说：「拉里，你脸色不太好看，你还好吗？」

我环顾四周，说：「只要我再也不用来这里，我就没事了。」】

————1999年出版，拉里-伯德丶Jackie Macmullan合作编写《Bird Watching》，摘录。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