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间不少人的想象中，整个琅琊王氏就是一个大势力，所有子弟都是为这个势力服务。但现实的情况是，琅琊王氏支脉繁杂，分散各地，很多支系之间早就出五服之外了，别说关系远的不相通问，就是三族之内，也有不交一言的现象。至於政治上的敌对，人情上的抵牾，那更是常见，所以不要说王扬能做琅琊王氏的代言人，就是把各枝脉的族长都请到一起去，也很难为整个王氏代言。

故而这样的谣言也只是在民间流传，学子们是不会信的，学子中间流传的是另一则消息，说王扬做绸缎生意，是不惜污身贾道，以换取常平仓的顺利筹建。

质疑者听到这个说法每每要追问，做绸缎生意和建常平仓有什麽关系？！说者要麽神秘一笑，要麽不屑作答，反正罕有能真正说清缘由的，所以总在论战中处於劣势。

直到南平郡一个崇拜王扬的学子，写出了一篇奇文，题名《绸（筹）粮释论》，自述写此文之目的在“昭彰王君莫白之心志，见其中有以令人感泣而不能自已者。不使无知之徒，虚妄揣测！轻薄之人，深诋厚诬！”

文中考证钩沉，旁徵博引，从绸缎与粮食的异同写起，一直写到荆州贸易局势与世家关系网路，又以王扬的交游言行为旁证，索隐推论，洋洋洒洒写了三万馀言，可谓蔚为大观。最後指出：

“王君之志，皆早寄於歌诗之中，而昧者不能察也。‘彩袖殷勤捧玉锺’，即暗喻其以绸缎入局，筹粮建仓之志。

彩袖即锦缎也；殷勤者，勤恳不倦之意。锺乃粮之代称，《史记·货殖列传》言：‘贩谷粜千锺’。玉者，天下贵物，人皆重之。言‘玉锺’者，乃取‘民以食为天’之意，以粮事为国家要务，故不可不重也。

王君不惜自劳於绸缎商贾之事，殷勤辛苦，以一身之污，而终捧出千家之粮！其拳拳仁厚之意，尽於此句矣！知其心者，无不为之感泣！而迂冥者鸣鼓攻之，不知王君其意也深，其志也广，岂庸鄙之能望？《尚书》之冤，有王君为之洗发。而王君之冤孰拯？故撰此文，考王君参建常平仓之本末，不恨来者之不闻也！”

本来这篇文章只是在小范围内传阅，但有《古文尚书》一派学者上告南平郡郡学祭酒，说此生做“妖文讹言以乱人心”，要求革除学籍，以正视听，并引典学从事史（学政）丶儒林参军（教育督导）给郡学祭酒施压。

不料此举引起今文一派强烈反弹，纷纷下场声援。两派大显神通，各找人脉，连郡太守都被卷入其中，因其与该生系同族，又主张息事宁人，竟被告到部郡从事（代表州部对各郡进行监察，相当於驻郡监察官），劾太守枉法！官司一直打到州部，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最後该生不仅没有受到惩罚，还名声大噪，此文更是流布於荆州学子之间，大受追捧！

支持“王扬做绸缎生意是为了建仓”这一说法的学子们得此“神文”，更是士气大涨，再加上谢星涵在暗中推波助澜，论战逐渐升级，甚至发展到来堵王扬求证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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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电视剧里很喜欢把一个宗族算成一个势力，并且把明清时的宗制，当成古代所有时段的宗族情况。经典桥段就是一个很牛的族长，在祠堂开会，讨论处置族人什麽的。但现实远不是这麽简单。我国自宋开始大倡宗法宗制，也就是所谓的“敬宗收族”，自此以後逐渐加强，典型的就是族长权力越来越膨胀，到明清时，不仅可以插手立嗣分家，有些地方甚至还享有挞罪生杀之权。

可在魏晋南北朝时并非如此。当时的观念，门和姓是两个概念。“门”在中古时代也叫“家门”，或者“门户”，“户”其实也就是家的意思，都是以家为单位的。比如梁武帝没登基前，把自己的二女儿嫁给了谢眺的儿子谢谟。但成为皇帝之後就想让二女儿改嫁，原因是“武帝意薄谟，又以门单，欲更适张弘策子。”（《南史·谢谟传》）

所谓“门单”，不是说陈郡谢氏门第不行，而是说谢谟这一家，家势太单薄。再如颜含告诫子孙：“汝家书生门户，世无富贵，自今仕宦不可过二千石，婚姻勿贪势家。”他不是说琅琊颜氏是“书生门户”，而是自己家这一支，是书生门户。

也正因为如此，柳憕之前才和王扬说：“血统决定下限，家世决定上限。”前者是族姓如何，後者是家世如何，不是一回事。

虽然中古时族制不像後世那样僵苛，但宗族间通财丶助丧丶聚居等形式都已经出现（但不是固定和普遍的），但像族规丶族田这些都还没有，不过有归葬一处的墓田（《太平御览·诙谐三》：“俗呼滹沱河为崔氏墓田”）也非普遍。

并且北朝重宗族远胜南朝。北朝是“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里所容。”（《宋书·王懿传》）但南朝则是“昭穆既远，以为路人”。（陶潜《赠长沙公并序》）古代祭祀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古人关於昭穆原义的解释不一，这里举的是郑玄的说法），在原义之外，日常行文中，昭穆多代指亲缘关系，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枝庶分流远的，和陌生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