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冯先生从应馆教学开始，就立下了一个规矩，他只教开蒙，不管进学。

有名望的先生一般不屑于教小孩子识字这样的基础工作，但冯先生无所谓。但准备考科举的学生家里无论花多少钱请他去教，他都不肯。

“我教孩子不挑，好坏我都教，但只教到进学之前。教小孩子才有趣，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冯先生这样告诉上官静他们：“这孩子的性子如何，通常年岁不大就能看出来了。有些人天生就好不了，就算读了一辈子书也没用。天生重要，家教也重要。都说看看爹娘脚后跟，就知儿女七八分，爹娘的性子，通常也要影响孩子。不过歹竹出好笋也是有的。”

冯先生用树枝一样的老迈手指点了点上官静的额头：“这一株，就是不知怎么从歪长正了的好笋，稀奇得很呢！”

“您老人家一定坐地起价来着。”极为了解冯先生的上官静说道：“边关那么多庶子，光教开蒙，就能赚得盆满钵满。”

“那是。”冯老头得意点头：“我收的束脩可高了！在边关时，应馆价格是普通先生的几十倍。老夫学问高，哪怕只教开蒙，这孩子也肯定基础扎实，对将来进学大大有益，自然值得这个价格。”

“那冯先生又是如何成了闺塾先生呢？”何凌珺好奇地问道：“您只教开蒙就能过得很好了。”

“我说了，我教孩子不挑。”冯先生答道：“不论人品，不论男女，只要价钱给的够高，我就会去教。其实武定侯到边关的时候，我早已经离开了，他不是在边关听到我名头的。赚够了钱，我在边关托人给我换了名姓身份，留起胡子回了京。边关多年风吹日晒，我又老又黑，早已没了当年的模样，就算苏平与我面对面，怕是也认不出来了。我当年逃得仓促，家人都在京里，我还是挺惦记他们的。只可惜我回来太晚了！”

“难不成被苏家迫害了？”上官静问道。

“那倒不是。”冯先生摇摇头：“我父亲原本是个落魄书生，早早就亡故了，母亲辛苦供我读书，又给我娶了妻子。我走时家中妻子正怀孕，母亲还在，身体硬朗。但我一走将近二十年，一切物是人非。”

冯先生回京之后，发现家里的房子早已卖给了其他人，他辗转打听才得知，当年他仓促离家，母亲和妻子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听说他在翰林院犯了事，逃了。

妻子之后独自生下孩子，照顾冯先生的母亲，辛苦独自支撑这个家，只可惜孩子在三岁那年一病亡故，只剩下婆媳俩相依为命。

冯先生走后六七年，老太太也病重，妻子走投无路，先是卖了房子给老太太治病，婆媳俩在街角租了间破屋过活。后来钱渐渐花光，老太太也不见起色，婆媳俩逐渐陷入绝境，老太太此时自己提出，要去官衙给冯先生报亡故销了户，让儿媳改嫁，她不想再拖累儿媳。

听当年的邻居说，婆媳俩为这事争执许久，后来冯先生的妻子有一日在家哭了一夜之后，独自去官衙给冯先生销了户，接着托媒人找个合适的人家改嫁，条件只有一个，对方须得同意她带着婆婆改嫁。